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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發表於日前舉辦的「第二屆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電話諮詢服務」是同志諮詢熱線1998年成立後最早的服務，由接線組義工和督導群默默地在接線室接聽來自各地朋友打來的電話，15年來沒有間斷。
撰文的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彭治鏐、也是這項服務工作的負責人，整理了電話諮詢服務的現況，分析來電caller的處境，也提出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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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治鏐／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本文發表於2013/05/25「當我們同在異起：第二屆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

我的不安

要開始動筆寫這篇文章，內心其實很不安，不安的原因有好幾點：

一、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以下簡稱熱線）從1998年開始提供諮詢電話服務，至今15年。我負責諮詢電話這項業務是近6年的事情，深知自己經驗、理解到的，只是這15年來的一部分。

二、自己是負責統籌、協調、管理諮詢電話運作狀況的NGO工作者，並非真正坐在接線室裡聆聽電話那端心聲的義工們，更不是那一年近1500通的來電caller們。我只是因為站在工作者這個位置，得以讓自己在今天分享這些真實故事，並深切希望自己的分享，不是在消費這些caller。

三、這是一場探討同志與精神醫療關係的研討會，我不是專業的精神醫療工作者，我只有在大學唸書時選修過一門「精神醫療社會工作」，然後有聽過幾次精神科醫師、精神障礙領域社工的授課分享。

四、在同志社群裡常聽到一種聲音：「同志（其實這裡只有單指『同性戀』）不是精神疾病，不需要看精神科醫生。」這種聲音，通常是說給仍覺得同性戀不正常、需要被改變的大眾聽的，我猜今天現場，這樣的聲音也會反覆出現。但事實上，15年來熱線接聽的諮詢電話中，一直都有因社會壓力、個人生命事件、弱勢位置，而身上疑似帶有某些精神症狀或精神疾病的caller存在。他們之中有些人有進入精神醫療體系，有些人則沒有。

而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群很少被同志社群、精神醫療體系、國家政策資源看見的caller們，他們所帶給我的體會與視野。

不只是「同志」諮詢熱線

那麼，熱線的諮詢電話究竟都在接聽什麼樣的電話呢？

熱線自1998年創立之初，便採取同儕輔導的理念，培訓同志義工，由義工接聽諮詢電話。諮詢電話的服務時段從最早的一週兩晚、一晚三小時，擴展到現在的一週五晚、一晚三小時。去年（2012年）一整年，義工們總共接了1489通電話，來電caller絕大多數為生活在台灣各地的同志與同志父母，caller的諮詢問題林林總總相當多樣（見下圖，以2012年為例）。

下圖的諮詢問題分類，大抵不脫每位同志因自己的同志身分而常面對的議題，如：自我的身分認同、結交同志朋友的困難、在生活中出櫃與否、原生家庭衝突、愛滋與安全性行為、轉換性別、尋覓伴侶、伴侶間的衝突等。而多年的諮詢電話工作經驗，也讓熱線對這些同志常面對的生活問題，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實務知識。

但如果回頭看來電的caller們，同志身分是他們唯一的相同之處（其實單就LGBT四者，彼此間便已有相當的差異），拿掉同志身分之後，他們可能都還有著不同的弱勢位置：有人住在偏鄉、有人是老年人、有人是出不了門的肢障者、有人是工廠作業員、有人是愛滋感染者、有人是心智障礙者、有人在異性戀婚姻中、有人與原生家庭關係決裂、有人患有精神疾病……。

因此，熱線的諮詢電話，不僅在陪著caller面對那些常見因同志身分而有的生活問題，同時也在試著看見每位caller的不同社會位置，特別是那些弱勢的社會位置。畢竟，同志身分只是caller們的其中一個面向，我們要陪伴的，不只是一位「同志」，而是一個「人」。

霧裡看花

從1990年代至今日，台灣各地的同志團體與同志友善資源日漸增多，許多同志在面臨問題時，身旁可能會有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系統，陪伴著他們。照理說，熱線的諮詢電話服務量應該會逐漸減少，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電話中，仍可聽見許多caller因害怕同志身分曝光，不敢接觸生活周遭的友善資源，導致孤獨一人面對問題。

再者，有些caller則是難以接觸到同志資源，或是難以尋覓適合的同志資源，這些caller往往除了同志身分之外，還具有其他的弱勢身分，對他們來說，熱線的諮詢電話很可能是極少數的生活支持來源之一。在這些caller之中，（疑似）精神障礙者便是其中的一群。我之所以加上「（疑似）」一詞，一來是僅透過電話中的對談根本無法、也不該做任何的精神疾病診斷；二來是諮詢電話只能仰賴義工和caller會談時收集到的片面資訊、以及電話結束後義工的感受與想法，勾勒出caller的樣貌，嚴格說來這些caller的（疑似）精障者身分，是我和義工們推敲、揣測出來的。

當然，有些caller患有精神疾病一事，是caller自己在電話中有所提及。不過對我和義工而言，比較常見的情形，是透過一通又一通的電話，發現某位持續來電的caller「怪怪的，和一般人不太一樣」，經過討論，再加上資訊的來回拼湊（此時義工可能就會有敏感度試著詢問caller的就醫經驗，或用一些問題來粗略評估caller的精神狀態），才推測這位caller可能有些精神症狀。

然而也因為諮詢電話無法見到caller本人，能獲得的資訊有限，而且獲得的資訊也未必準確或真實，勾勒這些（疑似）精障caller樣貌的過程，往往需要好些日子。我常用「霧裡看花」、「試著從一團毛線球裡找到線頭」來形容這過程。

瘋狂的社會、「瘋狂」的同志

相信大家都聽過一種說法：「同志因為主流社會的恐同氛圍，所以患有憂鬱症、自傷、自殺、物質濫用等精神疾病的比例較高」，這種說法也獲得許多研究的證實。然而當我回頭整理接線室裡的（疑似）精障caller的故事時，卻發現這說法過於簡單，並不足以描述、也無法貼近這群（疑似）精障同志們。

我在諮詢電話實務工作中看見的是，所謂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志，在他們身上往往不單只有同志身分，更可能同時有著其他的弱勢位置，例如：身心障礙者、經濟弱勢、家暴史、居住於偏鄉、缺乏同志同儕、缺少人際互動、外貌偏離性別規範等不勝枚舉。這些相互交疊、交織在一起的弱勢身分，讓這群（疑似）精障同志處在非常邊緣化的社會地位，他們所要面對的，不是只有所謂的異性戀霸權、恐同氛圍，他們還要面對因其他弱勢身分而有的各種社會壓迫。這些層層疊疊的社會壓迫以形形色色的樣貌出現，讓他們難以接觸到他們所需要的各種資源。這群同志，有些根本沒有接觸到台灣現行極有限與殘缺的社福資源、精神醫療體系與同志社群，有些則是接觸到卻因其弱勢身分不得其門而入（社福機構與精神醫療體系無法接納他們的同志身分、同志社群則是無法接納他們的精障身分），只有少數人得以幸運地在這三者之間流盪。

這群caller究竟是如何被台灣現行的各種國家政策忽視、排擠、犧牲，而最終變成所謂的社會邊緣人，這不是我今天所能回答的問題。如果要尋找這答案，勢必得花相當大的工夫與文章篇幅。儘管如此，我今天還是想分享他們的故事，因為我相信熱線的諮詢電話、精神醫療體系與社福系統，很有可能就是這群同志所能抓住的少數浮木。

在現有的熱線諮詢電話工作情境中，面對這群caller，義工僅能在有限的資訊下，以自己和caller互動的感受，緩慢摸索出caller的模樣，並尋覓可執行的小小工作目標。這些工作目標真的非常小，卻是義工們唯一可以做的。而這些caller幾乎就在這小小進步、小小退步與有時出現的大大退步的反反覆覆之間，在義工的陪伴下，過著自己的人生。

也許我們該進一步思考，當一個社會越來越瘋狂，勢必會有越來越多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的同志變得「瘋狂」。熱線的接線室和精神科的診間，以及社福機構的會談室，都在直接面對這個社會生病、失序的後果。當我們習慣用「生病」的角度看待這群同志時，或許可以想想，我們只是比他們幸運了一些，擁有一些優勢位置、在生命中取得一些資源，因而讓自己長出抵抗社會壓迫的力量。

但如果這個社會繼續再瘋狂下去，難道不會有一天，我們就會是他們嗎？

文章出處：2013年5月25日「當我們同在異起：第二屆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
http://goo.gl/iWT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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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電話諮詢服務】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電話諮詢服務，是由受過訓練的接線義工為你服務。

電話諮詢內容：
性傾向認同、愛滋諮詢、安全性行為、法律人權、出櫃諮詢、同志父母、同志場所資訊、情感支持

服務對象：
女男同志／雙性戀同志、跨性別同志、同志父母親友、學校老師、助人工作者

諮詢電話：
02-2392-1970、07-281-1823

服務時間：
每週一、四、五、六、日，晚間19:00～22:00…

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發言稿

手術自由，換證自由

作者：台灣TG蝶園 高旭寬

DSM5把「性別認同障礙」更改成「性別不安症」

「性別不安症」的定義是—個體感受到或展現的性別與法定性別之間的不一致，我覺得這個概念跟性別認同障礙的差別不大，它只是從男女兩種概念擴大成比較多選項而已(例如廣義的跨性別)，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性別不安症有性別光譜的概念，認為男女已經不能設限在特定的社會角色、外貌形象甚至是身體性徵上的話，那為什麼還有不一致或一致的區別呢？就好像如果已經沒有門，那為何還有「在門內」還是「在門外」的區別呢？因此我認為精神醫學裡頭性別光譜和性別多樣性的概念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開放。(我們的性別樣態怎麼會只有「2的3次方」種，我們可是有2的300次方種啊！)

很多跨性別朋友是從這些「醫學定義」來認識自己，無論是「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都是一個症狀或疾病的概念，仍然是把跨性別者遇到的生活困擾視為個人身心不一致的結果，因此需要動手術或改身分來滿足個人身心一致的需求，站在醫療的位置上似乎看不見這些困擾是來自於環境的壓力和污名使得跨性別者無法安身立命。醫學知識究竟是解救蒼生的良藥，還是歧視的根源？究竟能帶給跨性別者自信自尊？還是讓人只能自卑地欽羨正常男女的形象，盡可能讓自己適應良好、融入社會？

不過精神醫學書籍怎麼定義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使用書籍中的概念來行使權利的精神科醫療人員該怎麼做評估和協助，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十年前就有朋友問過我，你們變性人生活上遇到很多麻煩，很痛苦，所以要去變性改身分，但是精神科的評估標準之一又得是「適應良好」的情況才能去動手術，那你們去找醫生時，到底該表現得很痛苦，還是很開心？

我朋友的問話很清楚點出「醫療診斷定義」和「評估標準」之間的矛盾，而且也看得出精神評估只是變性的例行公事，實際上確實是如此，很少有人真的認為門診十分鐘的談話或一對一的晤談能夠給我們什麼幫助和力量去應付生活上遇到的麻煩，大家在社群中互相交換評估心得，傳授怎樣的說詞才能盡快取得診斷證明，當醫師發現大家的說詞都一樣時，就開始變換問話方式，當醫師發現大家會帶假媽媽來門診(證明家長同意)之後，就開始要檢查媽媽和小孩的身分証……這是何等怪異的景象！

精神醫療人員如何面對自己被國家當成維護性別秩序的把關工具 (只允許「有性別困擾但又同時具備理性樂觀、與人為善，低調不造次」的人變性)，又同時被聰明自主的跨性朋友當成取得專業認證的工具？現在已經有精神科醫師感受到執業上矛盾和困擾，陸續退出評估的行列，我們難道不用反省精神科評估的必要性？

再者，找醫生評估也需要花錢，醫院已經陸續把很多評估項目變成自費(如心理測驗、心理師和社工師會談)，加上醫療資源的城鄉差距，很多中南部的朋友舟車勞頓，請假北上一趟就為了看10-15分鐘的門診，國家設立這樣勞民傷財的關卡，我們只能幻想健保給付來解決經費的問題，中南部醫療資源不足，難道還要訓練專業人員廣設變性評估單位嗎？這裡面隱藏了多少醫療利益？隱藏了多少維護男女二元性別秩序的意識型態？醫療成本和社會壓迫全部都由跨性朋友買單！？如果真的是為跨性朋友著想，取消評估不就好了！

「取消文件上的性別註記」和「放寬性別變更標準」都只能減少一些生活困擾，但不可能避免性別刻板化的觀看和規訓，為什麼？

因為性別制度當中隱含著容貌歧視和刻板印象，尤其是老的、醜的、肥胖的、不會打扮的男男女女和不男不女。即便是好看的跨性朋友，也會面臨人際互動中，別人想確認我們性別的情況，如果別人問：「你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就是很想問、很想知道怎辦？跨性朋友還是得長出回應的能力，我非常不希望再用「禁止歧視語言」的方式阻斷對話，因為我們怎麼認定歧視語言？問人家是男是女算不算歧視？心裡有疑問不能問嗎？現在性平法和性騷擾法已經搞得大家不敢說話，變得很有禮貌，但心裡對於不男不女的異樣感受和困惑仍在，卻因為動輒得咎的「友善規訓」而不敢對話，同時跨性朋友也一直被保護的概念弱化，變得更無能無力。

人從出生開始就從四面八方接收兩性文化和貫穿人生時序的各種性別角色，「男女授受不親」的情慾管控，用廁所、宿舍、衛浴、房間、群體等具體的生活空間和服裝儀容區隔男女，更遑論充滿禁忌的身體教育更是天差地遠，這些有形無形的性別制度如果不一起翻轉，是不會停止大家繼續區分男女的。

多元性別的概念，不應該被用來建立更縝密的性別控制系統

在性器官可能改造、性別註記可能取消的情況下，有人說為了「醫療」和「犯罪偵查」的需要，應該要登記「染色體性別」，這樣的說法讓我匪夷所思，染色體不只有XX和XY，還有XXY、XO、YO、XX上多出一小段等等更多樣性的組合，我們尚且不知道「登記染色體性別」跟醫療和犯罪偵查到底有什麼關係，歷史上就已經發生過女性奧運選手不具備XX染色體或女性性徵而被取消參賽資格的憾事，由此可知如果研究者和主事者的腦袋不改，再怎麼厲害的科學研究都會被拿來服務管理者和主流的意識形態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我強烈主張台灣要像阿根廷一樣，任何人都可以無條件更換性別身分，變性手術也應該像整型手術一樣自由，不需要經過審核和評估，如果有人擔心性別秩序會因此大亂，很抱歉，這就是社會大眾要面對的事實，性別秩序早已大亂，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妖怪就在你身邊！期待「變性自由」和「換證自由」開啟全面性的性別革命！

本文稿原發表於：2013年5月25日第二屆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發言稿
轉載自：高旭寬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hsukuan.kao/posts/500125313375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