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蔡雨辰
應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之邀，酷兒研究學者海澀‧愛（Heather K. Love）來台參訪。海澀‧愛專長於酷兒理論與情感政治，她的書寫擁抱憂鬱、自恨、痛苦等糟糕悲傷的壞情緒，與主流同志驕傲（gay pride）高唱反調，試圖在面對情感廢墟的歷史中，理出另一條走向未來的道路。值此同時，屏東兩名女學生的自殺也在同運圈投下一枚震撼彈，作為同志，我們如何面對生命裡的黑洞；她的研究與論述如何提醒我們正視負面情緒的重要性？
破報（以下簡稱破）：妳在〈壞毀的身分認同〉一文中分析的瑞克里芙．雷爾（Radclyffe Hall），讓我聯想到台灣的小說家邱妙津。她們陽剛、陰鬱、自恨、苦情的形象其實引起了極不同的反應；約莫十年前，邱妙津的死亡與憂鬱暴烈的文本在某一類拉子群體裡備受推崇、甚至引起模仿，那背後其實壟罩著一股我至今仍無法釐清的社會結構與氣氛。妳在文章裡不斷提醒那個壞毀、糟糕的憂鬱，但在我成長的經驗裡，那個憂鬱似鬼魅般如影隨形。我想，在不同歷史脈絡與時空情境，壞情緒的作用其實很不一樣，需求與抗拒的程度也不一。
海澀‧愛（以下簡稱海）：妳怎麼看讀者如何想邱妙津，或許有些人不太喜歡她？有沒有其他種憂傷情緒是人們不喜歡的？例如自殺。自殺是一件太危險太憂傷的事，那種憂傷並非一般人都能接受。是否有時候某些壞情緒人們能接受；有時候人們不喜歡？
破：邱妙津熱潮其實是個特殊而短暫現象，她的自殺幾乎成為一種悲壯的神話，她的小說曾是人手一本的聖經。不過，現在的年輕拉子們幾乎不認識邱妙津了，更不會將她視為role model。
海：這十年間台灣社會有什麼改變嗎？在美國，同志婚姻、軍隊同志政策等讓同性戀好像越來越「正常」，大家很難體會到同志身分的難處，逐漸有種快樂的假象。我的寫作就是要問那個快樂再現的真實性與背後的故事。或許台灣這十年間在同志驕傲的氣氛下，同志越來越正常，那20年後會怎麼樣？
破：台灣的狀況其實相當類似，這十年間，同志大遊行越來越熱鬧、盛大，走向一種嘉年華式的氣氛，在運動議程上，我們也逐漸出現同志婚姻權或同居伴侶法的需求呼聲。
海：伴侶關係和家庭是越來越重要的議題。在美國，同志們越來越重視長期穩定的家庭生活，比照異性戀單一配偶的狀態與養小孩。許多同志家庭朝向非常異性戀的模式，對他們而言，這是非常重要、有影響力的理想家庭。近來同志越來越被社會接受，尤其是伴侶和家庭中的同志，但我認為，並非多數同志都在這樣的狀態中，在伴侶與家庭外的同志的需求反而很少被認可。
破：我很好奇，是什麼樣的「生命經驗」讓妳想研究壞情緒，強調負面情感於酷兒政治的價值？
海：我是大學教授，四處旅行、研究同志，但當我回到家，儘管家人知道我是同志，研究同志議題，並不會真的以我、我的工作、研究為傲。雖然身為大學教授，我仍舊感受到歧視與誤解。再來是因為在親密關係裡遇到的恐同經驗：過去交往過的女性分手後還是選擇不當同志，因為社會不太接受同志。另外是關於我的性別氣質，我的陽剛外貌並不被社會主流所接受，這是幾個我個人的原因。即便同志越來越被接受，還是有很多階級、性別氣質和種族等等問題，即便有所改變，還是有許多困境，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作為同志不快樂的現實面。
挖掘情緒細節
破：妳的分析多從文本出發，例如《寂寞之井》、《斷背山》，並連結讀者的反應，在我讀來，這些書寫比較少情緒和感覺的細節，比較是學術詞彙的鋪排堆疊，為什麼？
海：我接受的學術訓練是抽象化的文學理論，抽象理論的好處是可以應用在各種議題分析上，他人易產生同樣的感受，是一種我能帶著走的工具；缺點是無法處理細節與特定的經驗。文學文本是我主要的研究對象，可以讓我描述細節，然後將此細節理論抽象化變成為一種方法，某個程度上，我可以用抽象的理論描寫個人的經驗與那些壞情緒，也避免觸及自己私密的部分。不過，這對我而言還是很困難與挑戰。另外，教授性／別研究，如何告訴學生有各式各樣的經驗樣態，是比較困難的地方。我不能當一個典範，我的同志生活過得不錯、享有許多資源，可是我不太談自己的狀況，因為那會變成特定的經驗與自傳，所以我使用理論，提供觀點，別人也較能應用。我一直試著抽象化述說自己的事，但不必特定講到我自己，抽象化對我來說在這個層次很重要，在課堂上，我們講述個人的經驗，但不是分享故事，而是試圖透過文學和理論討論，依舊親密但保有自己的特性。
破：我想，面對壞情緒是因為我們想從中找到繼續的力量。對我而言，必須得痛苦萬分地挖掘細節，複雜化那些情緒的層次，力量才會出現。
海：妳會怎麼討論這件事？
破：在我的經驗裡，我必須回憶過去的憂鬱和不快樂，逐一透析裡頭的血淚與當時的反應；儘管當時我們都不想活過三十歲，但其實也是那個憂鬱支撐我們長大。
海：這也是我想表達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壞情緒可以提供支持。當大家都強調正面情緒才能度過難關，不好的狀況會過去，把苦痛鎖在過去，好像在對現在過得不好的人說：你沒有跟上時代，妳還活在過去。對我而言，壞情緒呈現了一群人所經歷的痛苦，而同志驕傲所形塑的快樂意象大規模地否認了眾多真實經驗。就像我們的高中時代，大家都說我們最後會撐過去，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暴力的形式，脫離現實的經驗。同志運動雖然訴求權利與改變生活品質，但我想要突顯恐同問題，也就是凸顯其如何作用，人們如何感受、它如何影響人們。雖然討論恐同的效應很難於政治運動中討論，且提出運動口號，但我認為它是最重要的議程。恐同的意義在於這是很真實的感受，而透過負面情緒，能夠幫助我了解沮喪的結構。我們當然無法短時間內就改變結構，所以要繼續保留這些壞情緒。
未來會更好？
破：這讓我想到，前一陣子在屏東有兩個年輕的拉子學生自殺，北部的同志社群為此有一些行動，其一便是拍了台灣版的It Gets Better，也引起一些批評。
海：批評的理由是因為拍攝者不夠瞭解狀況嗎？
破：目前聽到的說法比較是因為裡頭的溫情語言，以及那種視年輕同志為弱者的姿態。
海：我不太喜歡It Gets Better，但我也覺得這種影片對某些人而言是重要的。即便是訴求快樂的訊息，不同的人其實會讀到不一樣的訊息，可能會有人讀到負面的訊息，多數比較出名的影片中表現出美好未來的人也都在生活中比較富裕、知名，如果我是Tim（按：一名自殺的年輕同志），並不會覺得受到幫助，還會讓我感覺更糟。因為我不可能過那樣地生活，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畢竟多數人都沒有錢。我比較想知道對於那些真正有困難的人來說，到底是什麼才能產生力量讓她們繼續過下去。那些影片裡的人站在比較高的位置，反而點出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那樣的資源。第一部It Gets Better讓我很沮喪，因為Dan Savag（按：It Gets Better計畫之發起人）的高中生活很慘，但現在什麼都美好，到處享樂，過著很炫的生活，那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所以我想這是這運動真正的問題，但我不想譴責他們，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寬廣的再現方式。我也覺得我們經常忽略和否認自殺的事實，覺得自殺者太笨、太年輕，沒想清楚，但她們的死其實丟出一個訊息，我們應該去傾聽他們想說什麼，而不是告訴他們說未來會更好。「變得更好」是一種拒絕、一種遺忘他們實際身處的處境，意味著一種加諸在自殺上的暴力。
破：如果請妳對那兩個女孩說話，妳想說什麼？
海：這很困難。我想說告訴她們這世界有許多種價值。假如是我聽到這樣的話，會是一種安慰。我一點都不想聽到正面光明，事情會變好之類的話。我想要的是承認處境的艱辛，一種認可。或許有人會覺得太冒險或太危險，沒有提供一個讓人堅持下去的說法，但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訊息。
原文刊載於：2010/12/30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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